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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 嘉兴沈氏史料辨正二则
  • 嘉兴沈氏史料辨正二则

    古人、近人笔札著述经历时代汰洗,泰半堙灭。然而侥幸有文字留存而声名不彰者仍有一大厄,就是所作或有意或无意被归于名头更响的人物名下,或者事迹失考著录阙漏。日记书札均属于业界广义上的古籍稿本范围,世无二本,与一般刊本书籍另有他处复本可以参验对照不同,一旦初始著录以种种缘致误,后出者往往陈陈相因,积重难返。当下古籍普查、善本影印事业蔚然大兴,各馆书目著录实为施建之基,亦宜先河后海,措意改进,以期传诸久远之效。

    嘉兴沈氏史料辨正二则

    应奎致王国维札

    今秋10月21日,中华书局俞国林、朱兆虎二君携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在清华大学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首度展示。全书六册巨帙,纸墨精湛逾常,图版清朗照眼,与会学人无不兴奋逾常,争相传阅。笔者以匆遽不及通览,返沪后商请责编朱兆虎君惠下目录,并取十多年前在北图查阅书札原件时的笔录对照,见当时留有疑问记号的“应奎”名下书札已由三通增补至四通。此人生平事迹,从未见人称述,昔年注意者不在此人,未及深究,仅疑心札主“应奎”可能为化名,或满人名,或略去姓氏。兹后又蒙俞君国林远贶印本。谛审之下,发现四札有三通均涉沈曾植身后事。兹移录其第二通(依作札时序应为四札中的第三通)为马奔腾《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》未曾录文者:

    顷得一山转来金息侯信,

    御笔亲书“硕学孤忠”四字,上二字其隐文乎?下忠则昭显矣。未谥之谥,天聪如见,久承厚注,果副渊怀。即以奉请静安先生著安 应奎谨启。

    黄门文如《两都赋》,无有能低昂之者,观止叹服,庸陋未足以形容高深,俟后命诣谢。

    季申得禹九信,谓以乙师恤典,雪老、晴初与师傅争论正切。

    一山即章梫,金息侯即金梁,季申即恽毓龄,禹九即恽毓昌。细察此札用辞声吻,札主亦如上述诸人为胜国遗黎,且与嘉兴沈氏关系密迩。而末署用“叩”字,年辈资位似又低于观堂。笔者因而悬测此“应奎”或即沈氏逝世后1922年11月27日观堂致雪堂札中述及之朱稷臣:

    顷接手教并唁慈护函,敬悉一切。乙老遗疏,本朱戟臣来述慈护意,属撰一稿。嗣陈仁先自杭来吊,遂以自任。慈护以所拟“以圣祖之心为心,以圣祖之学为学”二语,与乙老平日之意合,告之,仁先虽不堪知此二语,而其弟则先在旁,深以此二语为然,大约即本此意立言也。易名之典,势不能邀,然乙老为人亦不以此为重。此间颇有人主张私谥者,亦可不必也。(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,页424)

    亦即次年3月7日观堂致雪堂札之朱稷丞:

    顷朱稷丞来,言及慈护家事,云在禾用度月须二百元,现尚缺百元左右……(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,页428,以上二札另藏他处,未收入《往还书信集》)

    据前引“应奎”札,观堂代撰遗疏已成而未用。(当时遗老去世友好代撰遗疏是常例,世人指责观堂去世后雪堂伪造遗疏,似于当时情境稍显隔膜)。对于逊清不颁谥号,若干沈曾植亲故不惬于心,谋求在小朝廷高层进行运作,郑孝胥、王国维均不以为然。其间原委,则以是年十月廿七日(12月15日)郑孝胥日记所述最为详明:

    朱稷臣来,示琴初与仁先、挈先书,云:子培请谥事,摄政王不欲。宜令上海诸公陈小石、朱古微,王聘三及余等作公函与师傅请之。余曰:“谥锡自上,此岂宜请耶!公等必欲请,可令聘三拟函稿,余附名而已。”

    沈曾植于11月21日病故,次月7日溥仪有上谕颁匾。摄政王为溥仪生父载沣,不颁谥号,可能是不满他在丁巳复辟中的作为。师傅当为在北京的陈宝琛、朱益藩诸人;晴初(琴初)即当时在上海的胡嗣瑗。有关恤典的一番周折,王蘧常《年谱》、许全胜《年谱长编》或以体例关系,均无记述。

    “应奎”与同门谢凤孙的关系颇为微妙。其第四通札中,以主事人姿态约请王国维撰作沈氏(黄门)墓志,又谓“不属谢石翁(凤孙)”书,实际上最后撰文书碑者均为谢氏。

    许君全胜《沈谱长编》后附人物小传索引,合置朱正元/稷臣于一处,未附解说。循此线索,笔者在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中觅得朱正元早年致汪康年札两通及书末编者所撰小传:

    朱正元,字秀峰,安徽寿州(今寿县)人,生卒年不详。曾肄业于上海格致书院。官浙江候选州同、直隶候补知县。著有《浙江沿海图说》、《江苏沿海图说》、《福建沿海图说》。

    此小传极简略,且未说明材料出处。为证实应奎即朱正元(戟臣、稷丞)的悬测,笔者费时数日遍检工具书、数据库、拍卖图录,咨询前辈通人,迄无所获。遂转易途轨,在同时人物日记中,发见斯人踪迹:

    《缪荃孙日记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(1902年1月2日):

    接沈子培信。朱稷臣正元来呈《江浙沿海图》。

    《郑孝胥日记》民国十年一月廿四(3月3日):

    汪甘卿与邓彦远、朱应奎同来,并访大七,谈研究会事。

    《郑孝胥日记》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九日(1922年10月9日):

    朱应奎来,为子培乞肉桂。

    艺风日记可印证朱稷臣即朱正元。海藏日记交替用朱稷臣、朱应奎名字,皆与沈曾植相关,可印证朱稷臣即朱应奎。

    朱应奎一再更名,也许与应举、求仕有关。诸名何者为谱名,学名,今不可考。他早年或曾就读南洋公学,故与沈氏有师生之谊。一度充任南洋调查委员,从事测绘,有《江浙闽三省沿海图说(附海岛表)》传世。在清社既屋后厕身遗民圈,可能是因私谊追随沈曾植。据《往还书信集》“应奎”名下书札第一通(依时序实为第四通),1923年观堂应逊帝之召北上,他正在京郊参与西陵营修事,彼此仍有过从。前此于筹办亚洲学术研究会杂志

    诸事,都曾献策效力。

    “应奎”札书法蕴章草笔意,沉雄逸动,虽小幅而有寻丈之势。与沈曾植书迹形神相似,有若虎贲中郎。寐叟晚年时或臂痛废书,甚或“手战不能握管”,而书名嚣嚣日上,“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”。则朱应奎及同为乙庵门下的谢凤孙,书法刻意规摹沈曾植,良有以也。作为大变动时代一畸零人物,朱氏并无科第功名,也无门弟子传其业,因此身后不足百年,事迹已在明昧之间。

    沈曾樾《百砚斋日记》

    上海图书馆藏《百砚斋日记》一册不分卷,纪事起旧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,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止。馆方著录撰人为沈曾桐。笔者近年为撰作日记丛刊提要,披阅再三,发现其记述与沈曾桐生平全然不符,实出于曾桐弟沈曾樾手。

    沈曾樾(1855—1922),字子林,浙江嘉兴人。沈曾植、曾桐季弟。清例贡监生。捐贽为广东补用盐大使。晚年退居沪上,时与诸遗老相往还。曾补辑祖父沈维鐈《补读书斋遗稿》十卷之余者为《外稿》一卷。他与二位兄长不同,在入民国后仍出仕,民国四年署广西银行监理官。因沈曾植无子,曾樾子慈护过继续嗣。

    《百砚斋日记》所记均为日记主人任职广州时日常公私事务,多为看竹、手谈、宴饮、游珠江等琐末,所记每日“到所”云云,当指所供职的盐务公所。沈氏自父祖以来以浙人而多赴广东活动,在当地人脉甚广。日记述及过从往来者大致有三类:盐务同事,如姚雨农、施列仙等;同时在粤之官吏或文人黄惕甫(士陵)、方功惠等;在粤姻戚,如汪舜俞(大钧)、张梧园等。

    对照沈曾桐(1853—1921)的同期行实,可知相去悬远。沈曾桐字子封,号同叔,光绪十二年进士,选庶吉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光绪二十年四月补会典馆纂修官,二十二年八月授总纂官,二十三年京察一等,二十四年三月因《会典》全书过半,保奏赏戴花翎并加侍讲衔。沈曾桐早登科名,久居中枢,又大力提倡新学,当时在政界、学林声名骎骎,不亚于乃兄曾植,此时并无在广东为下品官吏的可能。[按沈曾桐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授职广东提学使,晚于此日记十年]

    沈曾樾宦粤时期的境况及心迹,在致汪康年札中有所披示,自谓“差况平平,寓用而已”,“盐务优差,概系督院所派,竟有外省丁忧州县充当者,不成政体。……此差月有两百番,勉强敷衍”云云。他受汪康年、梁启超等人托付,代为联系书坊分销沪版新学书籍。广东刻书工价低廉,曾樾遂起意刊刻先人著述,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记“富文老板来, 议翻刻司空公年谱”。按此即《鼎甫府君(沈维鐈)年谱》一卷,其父伯沈宗涵、沈宗济编,前此有清道光三十年刻本。

    《百砚斋日记》记返乡会合亲友理母丧暨随上司赴香港洋面查税务事颇为详尽,也属可贵的社会、经济史料。

    虞坤林《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》及友人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著录或引用此《百砚斋日记》,均题为“沈曾桐日记”。许君《长编》旁搜博讨,考订精审,摘抄曾樾日记文字甚勤,然而全未体察时地之抵触,其粗心可哂。日记旧题“沈曾桐撰”,实因兄弟名近而致误。推其原由,或因当年大宗沈氏文献入藏上图,司职编目者一时甄录未周之故。

    综上所述,《百砚斋日记》为沈曾樾撰,“百砚斋”当为曾樾堂号,他也确有藏砚的癖好。据许君全胜《长编》资料,曾樾又有自抄自跋本《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存上海图书馆,款署“茝碐”,或亦为其字号。

    古人、近人笔札著述经历时代汰洗,泰半堙灭。然而侥幸有文字留存而声名不彰者仍有一大厄,就是所作或有意或无意被归于名头更响的人物名下,或者事迹失考著录阙漏。本文所述及者,分属南北二大图书馆,绝非个例。日记书札均属于业界广义上的古籍稿本范围,世无二本,与一般刊本书籍另有他处复本可以参验对照不同,一旦初始著录以种种缘致误,后出者往往陈陈相因,积重难返。昔日宋人论诗,有云:工夫须从上做下,不可从下做上。文献工作,与之反辙。当下古籍普查、善本影印事业蔚然大兴,各馆书目著录实为施建之基,亦宜先河后海,措意改进,以期传诸久远之效。

    本文写作中蒙友人许全胜、戴家妙、卢康华、孟刚、朱兆虎、秦蓁、林振岳先生赐教,专此致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