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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初见“韦老太”

  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君宜同志麾下当一名小编辑。当时的社长是严文井同志,但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,实际主持社务的是君宜同志。她重点是抓当代创作,其他古典、外文、戏剧等部门都有文艺界的名人分兵把口,她似乎很少过问。我初来社时,分在现代部的小说南组,最高统帅就是她了。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靠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,称得上是朝夕相处,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但她是位不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,除了工作接触之外,很少与大家闲聊。有一次,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。当时的社领导,没有沾到改革开放的光,出行要么以步代车;要么与普通百姓挤公共汽车,没有现在头头们的神气和风光。我既然与她在车上碰了个正着,出于礼貌,主动跟她打招呼,她却滴溜着眼珠,了我一眼,就毫无反应了,弄得我很尴尬。开始我还以为是认错了人,便仔细端详着她:只见她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在自言自语,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布装,上衣的扣子没对准扣眼,前襟成了参差不齐的两片,裤子前后片也系得不对称,裤线溜到腿后去了。斜肩挎的“坤包”是个大布袋,像是一个老八路,也像是一位长途跋涉去朝圣还愿的香客。她在自言自语时,总是不断地在耸鼻子,扶眼镜,这眼镜和鼻子似乎老在闹别扭……不错,这就是君宜同志,我们见惯了,我没有认错人。果然,一到社门口的车站,我们一起下了车,直奔各自的办公室。从此以后,我从未主动跟她打过招呼,有时面对面地相碰了,我总是侧身而过。为此,我还向同事们数落过她,认为她官架子太大。可同事们说,她是最没官架子的,她就是这么个习性。所以她刚到中年,大家就习惯地称她为“韦老太”了,很少当面叫她“同志”,更没有随俗地尊称她的官衔,可见大家对她的亲近甚至亲昵。

   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,一九八三年,当时正在搞职称改革试点。她作为行政领导兼任职称改革评审委员会主任,我在职改办公室任副主任,与她的接触多了。一次,在她所在贡院的家里开评委会。我是第一个到她家的,大门虚掩着,敲门不见反应,便直闯了进去。走到她所住的北房时,敲门又无反应,隔窗一望,只见她正在书房兼卧室中伏案工作。我自报家门,她在案上连头都未抬,只说了一句有关她自己的话:“快完了,很快就完了。”她既不叫座,也不问茶水。其他评委相继来了,也是任何招呼都未打,各自在厅里找位置坐,找茶水喝。这些有资历有声望的评委谁也不在乎,因为他们太了解“韦老太”了,见怪不怪了。

    但是,我却总想从她的“怪”中窥视到一些别的东西,属于她本身的,属于社会的……

    说不清的“左”和“右”

    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,君宜同志是“右”的,少数“革命性强”的群众也是这么看。但是,在“左”遍天下的年代里,绝大多数群众倒是愿意亲近“右”的,总觉得在“右”的那方,可以避避“左”的暴烈而毒热的阳光,多少能尝到人间的一点人情味。也许是如此吧,君宜同志还在中年时,就当上了“韦老太”,老大妈总是可以亲近的。我生也晚,当君宜同志在解放初就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《中国青年》总编辑,其后又主编《文艺学习》时,我还是个学生,左右看不出她的“左”或“右”来。待到我来到她的麾下当一名编辑小兵时,听说她在五七年差点划成“右派”。我刚来社时,她刚“下放劳动”回来,是否因为“右”而负罪改造?在工作接触中,只感觉到她在忘我工作,没日没夜地看稿子,稿子在她那个很不时髦的布包里,形影不离。在审稿过程中,很少唱高调,说套话。一九六五年,编辑部决定一部“献礼”书稿的选题时,连续开了几天会,会上几乎一边倒地肯定了这部稿子,说它题材如何伟大,是史诗,要重点抓,突击性地加工改定。临近散会时,我憋不住了,对这稿子唱了反调:虽然题材好,但它不是作品,只是一捆草,我看,要作为献礼书,是赶不出来的。我话音未落,邻座的老编辑龙世辉掐了我一下大腿。我意识到犯大忌了,赶紧收住。紧接着是君宜同志总结,她似乎先得我心地说:稿子是不成熟,艺术上太粗糙了,编辑加工量大……然后面向龙世辉说,老龙有加工经验,你就逐章逐节去加工吧。会后龙世辉批评我,说我初生之犊不怕虎,讲话不看场合。我说,这是实话,君宜同志不也说了吗。他说,有几个像她那样“右”的人!

    如果这也算作“右”,那可真是左右说不清了。有关君宜同志的“右”,历历可数的还有。一九六五年她带队去河南“四清”,回来之后,据说受到了组织的批评,因为她带队失去了“政治方向”,理由是冯雪峰隐姓埋名在“四清”时,各方面表现不错,地方“四清”工作队和所在生产队群众一致推举他为“模范‘四清’工作队员”。这样,作为领队的韦君宜当然难以辞其咎了,因为她没有清算冯雪峰的旧账,没有制止地方工作队和群众的荐举。附带说一句,碰到这样的事,即使“左”经念得很熟的高僧,临事也恐怕难出高招,因为冯雪峰的隐姓埋名下去“四清”,是经上级批准的,如若公布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,岂不是出卖了组织,罪加一等了。

   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,韦君宜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位批判对象。连续多天的批判会到底清算了她哪些“罪行”,当时就已记不清了,她说的每句话,做的每件事,都是在贯彻中央的指示,这指示出自何人、何地、何时,她都“交代”得很清楚,与会的人,无不佩服她那惊人的记忆力。有关她本人的“罪行”,只记得有一条,即举国大批“鬼戏”《李慧娘》时,她在给作者孟超做思想疏通工作时,说过一句“丧失立场”“思想极右”的话。该话道:“文艺界的事,可大可小。”可就是这么一句很“小”的话,翻来覆去闹得可“大”了。后来她精神失常了,与世隔绝了多年。祸兮福所倚,好在她从此之后再也没作为批斗靶子,留下了一条老命,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,继续当她的“韦老太”。

    “韦老太”的“右”,是烙在她额头上的金印,是附在她身上禳除不去的厉鬼。一九七〇年顷,在湖北咸宁文化部“五七干校”首批“落实政策”“解放干部”时,军代表钦定要予以“解放”她了。“解放”时,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:先自己检查,继予“批判”。这“批判”稿是组织抓的,虽强调了要实事求是,但必须上线上纲。由当时君宜所在的班起草批判初稿。我是这班管生产、生活的副班长,而正班长是比我“纯正”的非知识分子干部,理所当然这“批判”稿的执笔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。她当时大病刚愈,在班上劳动表现特好,我实在不忍心去“批判”,于是就嫁祸于人,推荐了所在班的一位英文组长的翻译家去当这替罪羊。替罪人满口答应,很快就交了初稿。组织看了,很不满意,说没有点到她的要害问题,没有上纲上线的有力批判,命令我大加修改或重写。在那样的环境下,愚直如我者也不得不去学习“世故”,便向头头请示,头头不吝赐教:要批判她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,她所执行的“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”,特别要批判她一贯的“右”……当时所有批判的语言,上纲上线的八股,谁都耳熟能详,写这样的应试八股并不难。何况这批判不是整人,而是“解放”人;不是落井下石,而是程序所需的官样玩意。于是我就同意起草了,很快就被通过了。君宜同志也按批判稿的口径做了检查,于是“礼毕”功成,她被“解放”了,很快就当上了文化部“五七干校”十四连的连指导员。虽然是副部级屈任了连干部,但到底是从鬼门关迈进了人世的门槛。我们都为她庆幸。

    难得见到的忿激和坚韧

    君宜同志虽然不拘礼节,甚至不近人情,但她很随和,从不固执己见,不与人争吵。当然,人是有七情六欲的,她也有忿激的时候,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气和勇气。

 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回社参与主持工作。她面对的是个七零八落的队伍。据说,我们原有的这个队伍,是板结的一块黏土,长不了庄稼,只能长毒草,于是在军代表的主持下,大“掺沙子”,进来了不少工农干部和战士。也许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不错的,但他们大都缺乏文化,更缺乏文艺细胞,来出版社工作,是嫁错了婆家。但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,缺乏自知之明,心比天高,要求身居要位,“要为无产阶级争夺稿件的终审权”,为此,经常搞阶级斗争,懂行的编辑只好甩手不干了,作家们则要么提出抗议,要么敬鬼神而远之。为了安排好这批干部,君宜同志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,说不通的,冒着明枪暗箭强行调离。中国的事,涉及干部的任免使用,是最头痛的,但她还是硬着头皮,一抓到底。最终落得个“毒手挤沙子”的恶名。

    大概是一九九〇年顷,当年君宜同志已患过一次脑出血,一次脑中风,正准备去上海就医。一天我刚上班,就接到她的电话:“早春,快点给我安排担架来,把我抬到新闻出版署署长办公室去,我有要事跟他面谈……他们岂有此理!”第一次见到她这么急了,我赶快去了她家了解究竟。一进她家,只见客厅中摆上了她即将去上海的行李,原来她买的是当日下午的火车票。未等我开口,她坐在轮椅上就大发牢骚了:“出版社的干部,我离任后一个也没管过,你当社长,我也没管过。但这次新闻出版署打算安排来的这个干部,我非管不可。他到外面当什么官我都不管,但来到人文社当总编辑不行,就是当编辑也不行。这个人,是我瞎了眼!瞎了眼!把他扶起来的。他绝对不能回来,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……”我费了不少口舌,才把她安抚下来。也许她急着成行,答应我只给署长打个电话,说明她的意见,不再坚持要我派担架了。

    不是伤心不落泪

    当时看人看事的思维方式,是非“左”即右,非右即“左”,方位没有四面八方,人间没有中间色。用这种方式去看“韦老太”,她也有“左”的一面,如她在干校的连指导员任内,后来的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等。当然,这并非她的本性,并非她的世界观使然,而是根据某领导指示,是跟风而身不由己。既然这样,她是很痛苦的。我居然见到了她的两次哭泣。

    在干校,在“韦老太”任连指导员时期,我闯下了一次“反军”的大祸。为了放鸭子的区区一件小事,我跳起脚跟、拍打桌子,大骂了一位作威作福的军代表。为此,军代表要君宜同志主持召开批判我的全连大会。这会因干部、群众抵制没能开成。我得知了这一消息,变得更坏,天天去找这军代表挑衅,要他立即召开批判我的大会。好几天,弄得他们鸡犬不宁。最后,君宜同志出面了,来做我的思想工作,要我认错。她也这么看,我更火了,接连向她开了一顿过山炮,靶子倒不是她,是她后面的军代表。她跟我说了很多,现在已记不完全了,只是最后声泪俱下的几句话,至今仍言犹在耳:“早春,你的为人,我清楚,全连的干部、群众都清楚。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,但你这样闹下去,叫我们怎么办!你自己怎么办!得考虑后果……”我知道她夹在这中间是很难的,如她不制止我的胡闹,给她个“纵容反军”的罪名,即使你咽不下,也得兜着走。于是,我再不去向军代表挑衅了。但我还在暗暗地胡闹,将我放的二百来只鸭子,全部停了下蛋,“鸭司令”的差事甩手不干了。这事军代表管不着,君宜也就任我去耍性子了。

    一九八四年,君宜同志坚持要离任回家,在当时机关的三楼会议室开了一个全社大会,算是个告别会吧。会上,她几乎没有谈任内的工作,谈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。记忆犹新的只是这样几句话:“这里是个联合国,我指挥不了人,人人都可指挥我,上面的,下面的……”“到这里来,不要想当官,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,当我这样的官,有什么意思。”“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,解甲归田,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。”她在说这些话时,不断哽咽着擦眼泪。大概是告别会的第二天,她就把办公室腾空了。从此以后,在我印象中,她从未回过出版社一次。也许,这里是她不堪回首的伤心之地。其实,她对文学出版社是位卓有贡献的编辑家,经她的慧眼,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英才,出版了不少长留青史的名著,在中国出版史上和文学史上,定当大书一笔。而群众也是喜欢她的,喜欢他们的“韦老太”。

    谜样的“韦老太”

    在我与“韦老太”有限的接触中,觉得她既是个女强人,又是个弱女子,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,另一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;她任情而拘礼,简傲而谦卑;她是个热水瓶,内胆是热的,外壳是冷的;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著抗争的,但最终的拼命一击,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;她有雄才大略,但不能挥斥方遒;她狷介而随俗,敏捷而愚钝。她是个谜,颇让人费猜。当我初次见到她以及久卧病榻经常去探访她时,都在猜。在她的身上,似乎反映了一个不甚健康的时代,幻化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确否,还是让我们去看看她在病床上用左手(右手早就被病魔夺去了它的神经)写的《露沙的路》和《思痛录》吧。

    附记:

    君宜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了,她的懿行美德,自有对她了解更深的老朋友去忆念。我不敢谬托知己,只能写点琐碎的记忆,算是对她的一点纪念。的确,我应该为她写点什么,当她的记忆力已经丧失殆尽的时候,我去看她时,当时没有什么反应,但时隔不久,她通过女儿杨团打来了电话,说是她终于记起来了,我就是曾在鲁编室干过的那一位。虽然我在鲁编室工作时几乎与她没来往,而与她接触较多的场合却未能记起,可见她的记忆已残缺不全了,但还在拼命地搜索。而我对她的了解肤浅,但印象却很深,我将永远记着我们的“韦老太”。

    摘自《蔓草缀珠》增订版,陈早春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